5月10日，刚过完20岁生日的中国嘉德，今年春拍第一天的夜场，此前颇受关注的吴作人油画《战地黄花分外香》，以8050万元成交。另一幅扛鼎之作，张大千工笔仕女画《红拂女》，以7130万元成交。这样的纪录在前两年动辄上亿的高价映衬下，再也不能让人感到惊讶。

      很多艺术品爱好者仍记得20年前的那个6月，朵云轩的拍卖会敲响了“中国第一槌”，当时830万港元的成交额引发了强烈的震撼。“当时觉得太离谱了，怎么可能那么贵！”在古玩行业工作了20多年的古董商谷永平记得，当年第一件拍品是丰子恺的《一轮红日东方涌》，拍得11.5万港元。“现在看来还是便宜的，是一笔非常划算的投资。”

      如今，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艺术品拍卖成交额最高的经济体。张大千、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等也成为与凡・高、毕加索等比肩的“最贵画家”。中国内地300多家拍卖行每年举办的600多次拍卖中，愈加昂贵的中国艺术品轮番流转，待价而沽。这还不包括佳士得与苏富比[微博]每年两季在海外举办的众多中国艺术品拍卖专场。

      中国艺术品拍卖深植于人们对历史文明遗物的收藏传统。历史上，两宋时期与清末、民国是两次收藏高峰。建国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所有制文物艺术品收藏体系，赋予文博机构搜集散落于海内外的文物的职能。很长一段时间内，艺术品文物的买卖只能在国营的文物商店进行。人们对艺术品市场的概念近乎空白。有一段时间，私下文物交易被禁止，民间买卖近乎停滞。

      当社会知识阶层和富庶阶层逐渐形成，艺术品收藏的群体性冲动再也无法抑制。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中国艺术品市场风生水起，苏富比与佳士得分别于1974年和1986年进军香港，那里一度成为中国文物在亚洲的最大集散地。欧美国家的古董商和港台客成为大陆高端艺术品市场第一批有实力的买家。

      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民间自发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开始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形成。

      应时顺势

      社会富裕阶层的崛起迫切地需要一个自由、公开的艺术品交易平台。1993年，算得上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元年”。

      1993年5月18日，中国嘉德的创办者陈东升、王雁南、甘学军等人手持酒杯，在嘉德挂牌成立的招待晚宴上迎接各方来客，其中包括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孙尚清、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王梦奎、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张德勤等。这家公司的成立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被国营机构垄断的文物艺术品交易正逐步放开。

      当年，开拓这片富饶原野的不仅是嘉德，南北之间，星火处处。仅一个月后，当时的文博界泰斗、著名画家谢稚柳在上海朵云轩抢先敲响“中国第一槌”。之后的一年，国际拍卖巨头佳士得与苏富比分别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北京荣宝斋、北京翰海等成立。中国拍卖从无到有，格局初定。

      “现在中国拍卖行的数量恐怕已经是世界第一。”上海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祝君波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祝君波是朵云轩拍卖行的创办人，正是在他和同事们的筹划下，朵云轩于1993年6月20日敲下了“中国第一槌”。

      中国内地开始有艺术品拍卖时，佳士得与苏富比早已运作了200多年，在台湾和香港也已经很成气候。祝君波在组织拍卖之前，曾去香港借鉴两大拍卖公司的经验，并与香港永成拍卖公司展开合作。“当时，我们去香港与永成拍卖行合作，观摩佳士得与苏富比的拍卖现场，学习他们的拍卖图录制作。”

      如今，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那场拍卖的诸多细节，“当时我们的竞价阶梯为2000元一口。全场成交总价830万港元，两件拍品超过100万港元。这个成绩在当年是让人惊喜的。”

      “在我记忆中，有知名艺术家谢稚柳、程十发、陈逸飞等在，文物界精英也都到场，如荣宝斋米景扬、翰海秦公、嘉德王雁南及甘学军、苏富比的溥文、佳士得的袁小姐、兰馨蔡国声等。座位不够，很多专家席地而坐。就是这样，还是挡不住人流，无奈之下，我忍痛决定关上大门。”祝君波在《东方早报》发表的《二十年前上海朵云轩首次艺术品拍卖记》，记录了当年拍场盛况，他提及的人物都是当年中国拍卖行业的扛鼎之人。

      随后的两场拍卖，成交额一次高过一次。1994年3月的嘉德首拍，中国书画专场成交1227万元，油画成交196万元。这些数字与现在嘉德、保利等动辄上亿的拍卖专场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于当时的货币购买力和人们对艺术品的认知而言，已属天价。

      香港大藏家张宗宪现身三场拍卖会出价竞拍，“艺术品拍卖刚起步时，参与的主要是外国人和港台人士，或者跨国机构的代理人。”曾任华辰拍卖副总经理的魏丽君对本报说，“近十年，内地人才占了主流。”

      新事物的诞生往往伴随着隐忧与争议。“最初，关于艺术品拍卖，一些‘老文博’争论也比较多。因为价格推高，国家征集的难度就更大了。但其实，国内即便没有拍卖，海外也会有人来买。”匡时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也有人曾担心文物流向海外。“上世纪90年代之前，艺术品大都是一江春水向外流。到了1997、1998年之后，因为境内艺术品价格的上升，很多文物从境外回流。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局事帖》、《砥柱铭》、《写生珍禽图》、《研山铭》等。”祝君波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港台大富豪们经济受挫，出手了一批东西。比如当年的台湾首富蔡辰男，他的大部分藏品就曾是张宗宪帮他买入。”董国强说，“其实，因为害怕外流而制止买卖，是掩耳盗铃。”

      新格局

     董国强是一位书法爱好者，早年便出手购买书画，成为拍卖行业兴起时的近距离观察者。

      “拍卖业早期利润非常丰厚。买家以前有东西没处送，有了拍卖行以后，都排着队送进来。各地文物商店也盼着拍卖行来征集拍品，指着每年两季拍卖来盈利。买家、卖家都需要这样的平台。”董国强说，“你不去当地文物商店征集，人家还不高兴。当初这碗饭是太容易吃了。”

      2005年，中国已走出了SARS的阴霾，而金融危机尚隐而未动。中国艺术品价格以远高于GDP增长的速度一路高歌猛进，伦敦佳士得以约2.3亿元价格拍出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即是当时状况的写照。

      此时，“艺术爱好者”董国强也已经从曾经的旁观者转身成为一家拍卖公司老总。2005年，他与风光无限的大藏家刘益谦联手创办了匡时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那一段时间里成立的还有北京保利与西泠印社拍卖公司。

      是年秋拍，单件拍品成交额超过百万元的有953件，比2004年猛增逾一倍，过千万元的有26件。中国公司以13.6亿元成交额名列第一。当年，在国内拍卖公司成交额前7名中，出现了两张新面孔：北京保利与杭州西泠。

      “这三家公司的成立改变了拍卖行业的格局。”董国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2008年后，股市、房产中溢出的资本进入这个盘子相对虽小但水更深的行业。2010年，艺术品市场继续在“亿元时代”里驰骋。

      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天价拍品，如4.36亿元的黄庭坚《砥柱铭》手卷、3.348亿元的王羲之草书《平安帖》、2.206亿元的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长颈葫芦瓶等，均在那年拍出。根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发布的2010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调查报告》，当年中国艺术品市场拍卖总成交额高达573亿元人民币，较2009年已经创纪录的225亿元增长超过150%。

      董国强明显感觉到不同以往的竞争压力。不光是品牌塑造需要更多的投入，还有拍卖行之间对人才的争夺。这种竞争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利润率的下降，但也让顾客得到了更好的服务。市场火爆，拍卖行之间的竞争也正在加剧，上乘的艺术品越发奇货可居。“征集难”常常出现在行家们口中。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市场，只要有好东西，价格再贵，买下也不吃亏。

      竞争迫使拍卖行在品牌推广上不遗余力。拍卖行会在每年两季拍卖中安排一些重要买家住宿在五星级宾馆。“现在拍卖行都很重视品牌塑造，包括图录制作、布展、媒体宣传，拍卖行都在加大投入的力度。”董国强说，“拍卖公司通过各种方式的宣传让社会更为了解中国古代艺术，了解历史文化。这也是行业发展所带来的正面的东西。”

      董国强将拍卖这项工作视为不自由的苦役，“要在别人的监视下干活，一季的成交数字、质量都要公布，这将影响别人对这家拍卖行的信心，无法放松。”

      董国强承认，眼下整个行业仍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他也认同祝君波所言，“2012年的盘整后，(以往)如此高回报的阶段是不会再来了。”但对于更长远的未来，他抱有充足的信心：“中国最富有的人中，参与艺术品市场的还寥寥无几。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未来十年，价格一定又是一个天翻地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