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颈Ⅱ：走投无路的中国文物鉴定业

　　谈及文物保护，必须涉及文物鉴定，道理很简单，真假不分、优劣不辨，你保护什么?往下走，要谈及文物鉴定，恐怕圈内人都会有话要说，什么“真品”、“赝品”、“仿品”;什么“捡漏儿”、“打眼”;什么“专家”、“行家”、“眼学”、“科学”，等等等等，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吵到最后，对于收藏者来说，千言万语，多半只有一句话：“你的藏品是假的，我的东西是真的!”对于鉴定专家来说，也是千言万语一句话：“我过眼的不会有错，他看的东西，可就难说……”

　　于是，此界又有了“国宝帮”、“文博帮”、“考古派”、“实战派”。山头鼎立、帮派斗殴，收藏成了“江湖事”，国人站在一旁，内行的看道道，外行的看热闹。再于是，中国的文物市场真伪莫辨、乱象丛生，给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造成了前置性的障碍……

　　■ 发生在人民大会堂的捐献事件

　　“国宝帮”是近年来流行于收藏界的一个新名词，泛指民间收藏古董重器的人群，其特点是言必称“国宝”，行必藏“国宝”。据记者所知，刚开始“国宝帮”是“考古派”和“文博派”(国家文物、博物、考古单位的专家学者)送给民间收藏者们的雅号，后来，乡野收藏大众不忌讳专家们的嘲讽，干脆以此称呼独树一帜，自嘲嘲世，对抗以故宫博物院专家为首的“朝廷重臣”。渐渐地，一些“实战派”专家(有国家授予专业职称或鉴定资格的市场专家)也陆陆续续加入了“国宝帮”的队伍，为民间收藏家鉴定藏品、释疑解惑。这样，本来已经热闹非凡的收藏天下就更加三国鼎立，烽烟四起，只要有什么大型活动，就势必会引发一场口水战。

　　2009年7月21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一场名为“国宝献汶川”的高规格爱心捐献活动正式启动，捐宝者大多都是“国宝帮”重要成员。

　　自打08年汶川大地震以来，虽然说类似活动一场接一场，早已为民众司空见惯，但是这次捐献仪式的规格之高――国家级的会场、国宝级的藏品、国家级的鉴定专家――还是引起了大部分中国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中国新华社、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二十多家新闻单位都派出了精兵良将入会报道。新浪网负责全程现场直播。

　　参加捐赠仪式的国家相关部门的新老领导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空军司令员王定烈将军、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原国家民政部副部长章明、四川省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中国文物鉴定界权威人士雷从云、单国强、孙学海、朱学谦、赵青云等老专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文物捐献者也出席了捐赠仪式。

　　记者调查后得知：此次“国宝献汶川”爱心行动，缘起四川收藏者伍义江。今年5月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的时候，69岁的伍义江老先生为支持灾区重建，把自己最珍贵的一件文物――清乾隆珐琅彩“花熏冠架”捐赠给汶川县。伍义江老人说，之前曾有人出价千万要购买这件藏品，但自己坚辞没卖。

　　虽说百废待兴，资金缺口相当大，但出于对混乱的文物市场有所了解，接受捐赠方的汶川县政府对此态度谨慎。为了稳妥起见，特意派了一位领导带着这件“宝物”去了北京，找到多名国家鉴定委员会的权威文物鉴定专家，并请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科学检测实验室等单位对这件文物做了“物理检测”，结果均被认定为“真品”。而且，专家们认为这件捐赠品的市场估价，可参考200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以1.2亿港币成交的花石锦鸡纹双耳瓶，还有2006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以1.6亿港币成交的杏林春燕图碗。

　　至此，汶川县政府才于5月10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在当天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此后，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汶川县政府的意料。媒体报道后，此事在文物收藏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汶川县政府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文物收藏者的电话，藏家们纷纷向汶川县政府表示，愿意捐出自己珍藏的国宝级藏品，支持汶川灾后重建。藏友们的热情，让正在为重建所需的巨大资金缺口而焦虑的汶川县政府领导看到了某种希望。汶川县委常委江中渔向记者透露：“县上灾后重建任务很重，资金缺口很大。受灾损失是643亿，中央专项资金对口支援等等资金全部加上，资金缺口还有100多个亿。我们接到这些东西，说实话对汶川来讲价值不大，必须要把它变现。变现之后用于灾后重建才有价值。”江中渔还认为：“对于捐献者个人而言，变现是有很大难度，但是通过政府行为，变现就会容易许多。捐给我们过后，我们通过宣传造势来把它变现。”

　　于是，汶川县政府成立了专门的领导班子，组建了“国宝献汶川”活动组委会，联络各地的文物收藏家，号召并发动全国的文物收藏者和企业家来捐献或购买文物。后来，此活动还受到在“国宝帮”中极有影响的元青花研究者、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社社长许明博士的支持，在他的影响下，一批民间收藏者纷纷将自藏的重器拿出来捐献汶川。紧接着，国内著名鉴定专家雷丛云、李辉炳、孙学海、赵青云、朱伯谦，中国收藏家协会副会长、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熊传薪，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单国强等人，还无偿、义务对捐赠藏品进行甄别和鉴定，并逐一出具鉴定报告。

　　为了感谢全国民间收藏者对灾区的爱心奉献，汶川县政府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举行“国宝献汶川”捐赠仪式。来自灾区的汶川县县长廖敏代表灾区政府和人民，向全体捐献者和为这些捐赠文物做鉴定的专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会场上，66件准备捐赠给地震灾区汶川县的珍贵文物一一呈堂，让到场者惊羡不已。其中有：“鬼谷子下山”纹元青花大罐、直径1.8米的明代宣德年釉里红大盘、宣德五彩鱼藻纹70厘米的大罐、明永乐年间的铜鎏金三世佛、清乾隆珐琅彩“花熏冠架”、清乾隆年间的粉彩1.4米直径的瓷桌、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鸟尊……内行人都清楚，这些珍品每一件都堪称国宝、价值连城，单是那只“鬼谷子下山”纹元青花大罐，几年前就曾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以相当于2亿多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有人做过估算，就藏友们捐出的这66件国宝，假如全部变现，怎么地也能给汶川的灾后重建增添几十个亿的援款，这对于地方财政还有100多个亿资金缺口的汶川县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之举。可是，就在人民大会堂献宝仪式后，事情再一次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从第二天开始，在国内颇有影响的雅昌艺术论坛等网站上，出现了大量对“国宝献汶川”活动的质疑声。只要看一眼文章的标题，大致上就可以了解那些声音所代表的观点：

　　“国宝献汶川，还是‘洗白’赝品?”(《南方周末》)

　　“假国宝献汶川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腾讯论坛》)

　　“国宝献汶川是地摊货?”(《世界日报》)

　　“本世纪最大的捐赠欺骗，假国宝捐汶川!”(雅昌艺术品论坛)

　　“谁在为‘国宝献汶川’做鉴定?”(《南方周末》)

　　……如此种种，责难声一时间铺天盖地，更有网民将此次捐献活动比作“三聚氰胺有毒奶粉”、“又一个周老虎”。在众多吐口水的人群中，记者还注意到有两位近年来活跃在中国文物鉴定市场上的人物，一位是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古陶瓷鉴定专家王春城，另一位是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中心首席鉴定师、北京华夏物证古陶瓷鉴定技术研究所所长毛晓沪。前者认为此次捐献的“国宝”中，有些物件在生产工艺水平上为当朝所无法达到，他还笑谈直径1.8米的宣德釉里红大盘“闻所未闻”;后者在过目“国宝献汶川”的图录后，对其中一些捐赠文物给予了明确的否定性意见，“它的晕散问题完全解决了，这个都超过康熙的水平，根本就不是宣德的东西”、“这个元青花……(摇头)”

　　记者还曾就这一事件分别向几位在国内举足轻重的文物专家作过咨询，但诸位老人家对此都保持沉默，顶多也是“拈花一笑”。还有人答复记者：“鉴定的事你现在也明白，谁能对此下一个死结论?”

　　记者又对此次活动专家鉴定小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咨询，专家们对自己义务鉴定的文物真实性坚信不疑，对大部分捐献者的良好动机也表示肯定，但也没有谁能够对所有捐献物品全部保真。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兼研究室主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秘书长李辉炳先生认为：“捐赠品有些质量还是不错的，有些甚至是国宝级别的，也有假的，但是收藏家不知道是假的，他认为是好的，这也是一种爱心。”该专家还认为：“市场现在有很多新出土的东西，文物鉴定委员会往往是根据之前的标准，所以往往给人家否定了，不一定对。但是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迟早会被证明的，只是目前还做不到。”同时，李辉炳先生对那只争议最大的明宣德年釉里红大盘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没有见过那个1.8米的大盘子，但是据我所知，那个时候是可以生产出这样的东西的……”

　　原国家鉴定委员会资深委员、国家博物馆顾问孙学海先生认为：“这次捐献的几十件物品大部分都是真品，有不少还是精品，要去国外竞买价格会很高。”老先生还对此次“国宝献汶川”活动所引起的风波感到伤心和不理解：“持宝者无偿捐献、专家们义务鉴定，大家都是一番好意，想要为灾区重建献一份爱心，怎么就会弄成这个样子……”

　　被业内人士戏称为“国宝帮”帮主的许明博士对此作出了比较理性的分析，他说：“这并不是学术之争，对方(指“文博帮”)不改变的原因在于之前一直是他们的观点指导商业活动(指文物市场)，一旦更改，过去的声誉、器物的价格，包括自己的学术生涯就会坍塌，(所以)为什么真假不分呢?要维护既得利益和价格体系!”

　　此次活动捐献者之一的南京某企业老总，更是将此次事件上纲上线。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指出：“这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文博领域既得利益者和科学发展论者之间的斗争。陈旧的腐朽的文博体制让一些道德低下的、唯利是图的、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人钻了空子。我深信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保护国家文物不流失，保护国家文化安全是大事大非问题，党和国家不会不管的!”

　　尽管许“帮主”与身边弟子忧国忧民，大有要为保护国家文物而舍身下地狱的豪壮气概，可惜收藏界江湖凶险，帮外有帮、帮内有派，就这件事，记者发现在“国宝帮”内幸灾乐祸、同室操戈者大有人在，好无奈呀!

　　面对这起捐献事件所引发的纷争，最尴尬、最无奈的当然还是汶川县政府。事后，他们又重新邀请部分专家和有关仪器测试的单位，再一次对几十件捐献文物进行全面鉴定，但是所得出的结果是：有些专家认定的东西仪器不认，有些仪器测试认定的东西专家又不认，还有些这种仪器认定的东西另一种仪器不认，这个专家认定的那个专家又不认……

　　有鉴于此，此次活动领导小组负责人、汶川县委常委江中渔只能发出一声长叹：“现在文物市场很不规范，文物鉴定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汶川县委宣传部另一位领导对记者说：“拍卖计划落空了，有些有意购买的企业现在也退回去了。如果这些东西卖不出去，我们把它们列为国有资产，会好好地保存下去，这是全国藏家对汶川的一片爱心，希望有些人不要再在汶川人民的伤口上撒盐了……”这位领导所说的“有些人”究竟是谁?记者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在一家网站上读到一位署名“南都网友”者写诗对此事件作出别出心裁的总结：“捐赠高尚，走眼可谅。大体不错，个别可商。技分高下，与德无伤，行善堪嘉，谤善乃狼。世风日下，唯此国殇!”

　　对这个网友所作的结论，对于此次事件，记者不想多说什么，相信细心的读者对于个中曲折看得分明。近些年来，由于文物鉴定界的无序无能和门派争斗，此类看似悲壮，实为荒诞不经的故事每年都有发生――从首届民间元青花研讨会上“国宝帮”怒砸亿元青花大罐看胎正名，到澳籍华人宁志超献国宝20年未得“入宫”，还有国宝级文物鉴赏家史树青捐献越王宝剑被指“赝品”、故宫和国博联手收购河南农民仿造的“北魏陶俑”……如此种种，概莫例外都暴露出我国文物鉴定业的无奈与没落。

“出口转内销”的商代青铜器

　　今年6月，记者在南方某省拜访一位富豪收藏家时，看到一组3件套中国早期青铜器，一只小⒘街痪簦品相完美，从器型、材质和制作工艺上看，最晚也能到商代。青铜杏肭嗤爵并行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那一时期的青铜器胎质薄，而且工艺简单粗糙，除开少量乳丁纹外，多无花纹。从器型上讲，目前能见到的幸比爵少得多，外加这只青铜谐开有乳丁纹和几道玄纹外，还有几个圆型装饰图案，非常稀少，所以越发有收藏价值。

　　“好东西，这铜锈、土锈、结晶斑、包浆、气味、手感全都到位，大开门的老货!”记者看着眼馋：“花了多少钱?”

　　“咳，别谈，亏死了!”公司的艺术品顾问小舟(化名)一脸的悔色与怨气。

　　“花了多少钱?”我又追问了一句。

　　“3件东西一共花了280万!”小舟好像对这个价码挺不甘心。

　　“就花这么点钱值得你唉声叹气的?按价值论，这3件东西哪一件不比‘鬼谷子下山’值钱?”我觉得奇怪，这小舟今日怎么了，往常帮他老板去国外拍卖会买东西，哪一次不得花上个几百上千万?更何况这么好的东西，还“3件套”。

　　“您不知道，这3件东西本来已经谈妥只花不到30万块钱就可以买下来，后来老板愣是不相信我，听北京专家的!”小舟忿忿地说。

　　这档子事情，我当然不愿放过。经过一番打探，小舟才说出个中原委。

　　“那还是06年的事。一个河南人，听说我们老板舍得出大价钱买古董，就拎着1只蛇皮袋，装了3样东西来到这间办公室。他磨磨蹭蹭地把东西放在这张桌上，我一看，嗨，这不天上掉下3个林妹妹吗?对不起，你们北方人喜欢天上掉馅儿饼，我们南方人更喜欢多掉几个林妹妹。我让那个河南人开价，他先是伸出5个指头，我一看，500万?心想，按照主动上门的买卖规矩，砍下一半再打个6折，顶多花上100万就可以一窝端了。于是，我伸出1个手指，准备他再往上抬一点，120万左右成交。谁知道那人憋了半天，忽然冒出一句：‘10万块钱太少了，最少得30万’――好家伙，我把他的报价多加了一个0，幸亏我们用的是手指头，而不是嘴巴!”

　　“捡大漏儿了!”我说。

　　小舟不紧不慢地说：“我又向下压了两万，那人说，给钱吧!”

　　“是呵，快掏钱吧!”我听着着急。

　　“可钱不是我的呀!老板一听，怎么这么便宜?就给北京一位熟悉的专家打电话，专家一听马上就从电话那头传过来一个问号：‘国宝呵，怎么那么便宜?一准有问题。’于是，老板要我领着那人带着东西当天下午就飞往北京，请北京的专家过目。

　　“到了北京，专家只朝这些东西看一眼，手都不用上，说：‘仿品。铜锈是沾上去的，包浆是用熬制的草药煮出来的……这几件东西要对，得值多少钱呀?那年纽约苏富比上拍了一只商早期的青铜爵，还是素面的，成交价就达到80多万美金，折合人民币就是600多万哪!’”

　　“后来呢?”我急切想知道这几只快煮熟的鸭子是怎样飞走的。

　　“您听我说呀，后来，那个河南人一听专家说一只青铜爵在外国就卖了600多万块钱，眼睛瞪得有灯泡那么大，说了声：‘哎呀我的娘啊，这东西那么值钱呵?俺还不知道呢!专家，你能帮俺拿到外国去卖了不?卖了钱俺们分成，您一半，俺一半!’看样子那小子是个新手，自己刚刨出来的货。专家不屑一顾地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见过多少东西?更别说你这样的低仿品，哪一天不帮人看上几十件?’”

　　“后来呢?”我又问。

　　“哪还有后来哟，那河南人立马将东西用卫生纸缠上，重新塞进蛇皮袋子里，走人了!”讲到这，小舟仍然为当年的事气愤不平。

　　“那后来你们又从哪里把这3件东西买回来啦?”我接着问。

　　“还能从哪里?出口转内销呗!08年，我去美国帮老板买东西，又在拍卖行碰上了这‘3件套’。我跟拍卖行的人说，‘你们上当了，这3件东西我在国内见过，是赝品。’人家不高兴了，拿出3个国家认账的鉴定单位开出的科技测试报告单，还有两家权威鉴定机构给出的专家鉴定报告，结论完全相同，跟我当初的结论一模一样――商早期的青铜礼器。他们换了一样说法，‘公元前1775-1885’。我打电话请示老板，但没告诉他就是一年前看到的那几件东西。买了。因为是一次性捆绑买了10几件东西，拍卖行帮忙从中撮合了一下，场外议价成交，大概便宜了百分之二十吧。

　　“东西买回来以后，老板一打量：‘这几件东西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我说：‘在电视上看过呗!’最绝的是后来，那位北京的专家来我们这里开会，到公司看到这几件东西，连声称赞：‘好东西、好东西，这才是真正的国宝呵’……”

　　“有没有这种可能，这3件东西并不是你当年放弃的那3件?仿品仿品，不都是照着真品做的吗?”我说。

　　小舟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拿起那只青铜校点出一处指甲印让我看：“这是第一次见面时我抠下来的，试验土锈是否用强力胶沾上去……”

　　像小舟他们所遇到的那种由于鉴定失误而导致文物外流的事件绝非个案，而且，更多的文物跨出国门后就再也难觅踪影，永远消失在异国他乡。一位“老海关”曾向记者透露：“这些年由于鉴定失误混出海关的文物不是小数字，你们看到的往往都是海关的战绩，查扣了多少多少****文物，其实那些数字只是挂一漏十，你可以去算算。我们经常会遇上这样的尴尬，有些重要文物流散到国外被曝光，后来一查，它就是以现代艺术品的名目大摇大摆出海关的。大家看了报、看了电视，只会大骂我们海关无能、腐败，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往往也是代人受过!”

　　“老海关”给我举了个事例：“前两年，有个香港人用集装箱装了十几个石头佛像，接到报告后我陪同一位外请专家去鉴定，我虽然不是专家，但在海关搞的时间长了，对一些东西多少有些感觉。我提醒专家说这些石佛像看上去老气，专家轻蔑地瞧我一眼，说：‘老什么老?你都看得出来还要我们这些专家干什么?这种东西潘家园西面院子里一搬几大车，都是从河北、山西那边拉过来的!’后来，我在网上看到，那些石佛在纽约拍卖行被拍卖了，成交价好几百万呢!领导说，你别没事找事，兴许那些东西跟你看到的不是一回事。专家鉴定还不如你?”

　　由于鉴定失误，小舟的老板冤枉多掏了几百万元钱，海关“捉放曹”让国家多流失了一批珍贵文物，这些事不大也不小。近年来在打击文物犯罪方面出现一些鉴定环节导致的法律尴尬，更加让人心惊肉跳。如：2003年发生在北京的广西农民李广球“汝瓷诈骗案”，由于专家和鉴定机构对交易品真伪的意见相佐，导致涉案农民无罪被拘，几乎家破人亡;2005年发生在北方某地的农民****国家一级文物获罪，但因赃物真假有争议，当事人被关了4年最后无法定罪;还有2006年发生在湖北的国际快运“网上****国家重要文物”案，当事人因文物真假莫辨而在生死线上荡秋千……

　　文物鉴定的失察，还直接威胁到我国文物业的基础。在记者调查各级博物馆时，发现很多博物馆都有误藏赝品的记录。一位博物馆的领导向记者披露：不完全统计，目前不少公立博物馆的藏品中，赝品比例要占5%以上。还有知情人危言耸听，说馆藏赝品的真实比例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记者在调查中还得知，有许多博物馆由于患有“赝品恐惧症”，甚至干脆拒绝接受所有来自民间的捐赠文物，导致这些文物转落市场，迅速流失。凡此种种，给我国的文物保护、甚至是国家文化资源安全重重地敲响了警钟。

从“只有XX件”看中国文物鉴定界的不作为

　　中国鉴定界存在着两种通病：一是世界观上的崇洋媚外，按照洋拍卖行的成交价评估文物价值，这种现象人尽皆知，本文不多做评述;二是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只有XX件”的理论就是这种逻辑诟病的集中体现。“汝窑瓷器只有78件”、“宋代钧瓷只有200件”、“红山古玉只有200件”、“元青花只有300件”，等等。我们不妨来剖析其中一种类型的真实情况，看看中国的文物鉴定家们是怎样走火入魔。

　　还是以知名度最高的元青花为例来说事儿吧。自打2005年佳士得整出一只天价“鬼谷子下山”大罐以后，此前对元代青花瓷毫无研究的中国陶瓷专家们，立即弃我民族数千年文明之辉煌于不顾，唯洋人之马首是瞻，将元青花奉为至高无上的“国宝”，万千恩宠于一身。为了配合佳士得等拍卖公司的圈钱运动，他们放弃一大堆该干的事不干、该研究的课题不去研究，不辞劳苦，又是著书立说，又是游说四方，将元青花的物质垄断权毫不吝啬地拱手相让――数量上锁定“只有300件”，分布地域主要锁定在“中国之外”，图画原料锁定苏麻离青(进口颜料)，工艺特征锁定伊斯兰文化……如此种种，荒诞不经。

　　最坏的事情还在后面，这些荒唐的理论被以“权威”的方式发布后，受到国内收藏界少数既得利益者的追捧与滥用，于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公式诞生了――“理论权威”+“收藏大家”=“绝对真理”。在这个公式的误导下，元青花的300件指标早已被洋人和国内少数博物馆以及“收藏大家”们瓜分，民间一有出现，必然会遭到“统统地――枪毙!”。

　　事实究竟如何?记者曾就元青花的若干问题认真做过调查研究。

　　1.元青花的数量问题。实际上，只要稍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不会相信那个著名的“300件”理论，因为它显然是一个脱离实际、在真空中编织的笑话。但是，为了用事实说话，记者还是多次赴景德镇做专题调查，翻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元人蒋祈在《陶纪略》中记载：“景德镇，有窑300余座。”毫无疑问，这些窑场都是用来烧造瓷器的;数量如何呢?没查到具体数字，但我们可以从另一条渠道去估算。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景德镇的瓷场每年纳税“3337贯950文”。另据《元典章校补》卷九记载：浮梁县景德镇课税处所每年收税“500锭以上”。按元代钱币换算方法，1贯等于1两，50两等于一锭。那也就是说，景德镇一年要上缴国家的税额至少在2.5万贯以上，比宋代瓷业税收高出七倍以上;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窑场烧制的主打瓷器品种是什么呢?许多到过景德镇考察的人都知道，从出土窑场堆积物残片看，当时窑场生产量最大的便是青花瓷器，道理极为简单：青花瓷是朝廷推崇的主流新品种。假若有人说：“现代中国人吃饭用的碗以陶器为主!”会有人相信吗?

　　元青花的数量之多，我们还可以从国家认账的发掘记录上领教：记者在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看到，单从一座元代晚期的窖藏里，就出土了24件质量上乘的元青花、釉里红瓷器，其中不乏体积硕大、制作精美的梅瓶、盖罐，比较国外同类藏品，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此之外，自从“元青花”的概念传到中国以后，在江西、北京、河北、浙江、江苏、内蒙、云南等地，都有精美的元青花器物出土，地域之广涉及东西南北中。以上还仅仅是考古发现，至于民间盗墓、偶得之物有多少?地底下还有多少?我们不妨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推算，至少不会是“只有300件、主要在国外”吧?可见此理论毫无疑问是吃里爬外的无稽之谈。

　　2.元青花的工艺界定。虽然专家们从数量上将元青花锁定在“只有300件”，而且大部分在国外，但是，纵然在资料匮乏、数据缺失的恶劣条件下，他们仍然给元青花的鉴定编造出若干“要领秘诀”，不得不令人望洋兴叹。记者将元青花专家们的这些“秘诀”归纳起来，大致为：胎必露麻仓土、料必是苏麻离青(进口颜料)、色必见翠兰外加铁斑和晕散，此外还有型必大、纹必洋……

对于这一套已被炒作为元青花“鉴宝大法”的理论，假若记者从正面攻击，难免也会落入形而上学、盲人摸象的误区，因为很显然，我们缺少大量的元青花标本或实验数据。我们不妨从侧面进攻，用反证法来推断这些理论的以偏概全，这样，获胜的可能就变得轻而易举了。首先，假定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元代除开景德镇之外，还有很多区域，比如云南、河南、河北、内蒙等地都大量烧制青花瓷器，他们都得去景德镇挖取麻仓土吗?显然得不偿失;其次，苏麻离青为进口颜料，价格昂贵，包括景德镇在内的一般窑场，他们有足够的本钱去进口苏麻离青料吗?还有，当朝那些生产国产青料的作坊都停产了吗?再其次，元青花使用量最大的怎么说也应当是当朝老百姓吧?中国幅员广大，有多少人会向游牧民族那般捧着一只直径50多公分的大盘子装菜、拎着一只40多公分高的酒壶盛酒?

　　如此说来，符合专家鉴定标准的元青花恐怕还真“只有300件”。怪不得在中国民间收藏的元青花全都是“假货赝品”、怪不得中国富豪收藏家只有远渡重洋花费天价竞买元青花!只是这样一来，可就苦了当朝百姓，恐怕当年那些成吉思汗的子民们不得不使用宋代古董碗吃饭、赊明代宣德壶冲茶饮酒……

　　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XX件”差不多成为文物圈内的笑柄，专家们似乎也不怎么再去钻那个牛角尖儿了。但是尽管如此，中国文物鉴定界失察于“形而上”的“鉴定大法”并没有从本质上得到改善，无论从哪个层面上看，“形而上”的鉴定模式始终占据着国家文物鉴定界的主流地位。不管是什么门类，专家们的鉴定秘诀不外乎把所谓的形、纹、工、材放在首要位置上，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很少有人会去理会在那些精美古物的“形之外”，原创者们进行艺术创作时的原始动力和情境中个性化的审美趣味，从而在比较中识别仿造者于急功近利心态下所留下的怯痕，更不谈在光影线条之间去体会和感受今人无法模仿的古老中国艺术哲学，以及在这种哲学影响下所抽象出来的各类艺术作品之“神”，进而识辨当今那些所谓高仿品的“丢魂落魄”之作。

　　从记者暗访过的文物高仿基地来看，对付目前眼学所依据的所谓形、纹、工、材，已经不是什么难题，用高精密度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扫描、绘图、配料、复制，早已将“形而上”的眼学鉴定法蜕变成为市场游戏中一个个黑色幽默式的喜剧情节，就在专家们振振有词地开具文物鉴定证书的同时，那些腰缠万贯的文物造假者，在密室里兴高采烈地交换着专家们“打眼”的笑话。即便是我国最权威的眼学鉴定机构，也正在受到高科技制假业的严重挑战。

　　一位曾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工作过的领导曾讲过一个笑话：有一次，为了对一件文物做年代鉴定，有关单位同时请了3位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到场，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分别给出鉴定结果。第一位专家看过物件后，得出结论：从器型上看应该是“明代作品”;半小时后，第二位专家到场，仔细看了看颜料、雕工、人物服饰等特征，然后签写鉴定结论：“……系清代一般文物”;又过了半小时，第三位专家来到现场，看完后哈哈一乐：“这是什么文物?赝品!潘家园遍地都是……”请注意，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全都是“国家级”。

　　为了对自己的某种结论作出求证，记者曾多次使用文物“高仿品”做过相关测试，成功率几乎百分之百。例如：2007-2008年，记者先后将6件高仿“宋代名瓷”分别送交北京市3家拍卖公司，全部顺利通过专家鉴定，收为拍品(后自主“拍回”或撤回);2008年，记者将2件“古玉”高仿品送北京“世纪坛”请国内知名文物专家鉴定，均结论为真品。不仅如此，更有制假高手确切向记者指认：前几年在国内外拍行拍出的清代官窑瓷有哪几件是自己亲手制作……如此种种，令收藏者闻之不寒而栗。

　　一边是质疑不断、威信扫地，一边是自信满满、置若罔闻，中国文物鉴定界怎么了?

据记者了解，在中国，被人称为文物专家的大致有3类人。第一类是出身于北京琉璃厂的一批老人，他们原有文化水平不高，但从解放前开始，就在古董店当老板或帮人收货卖货，解放后，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被聘用到国家文物局或下属文博单位、各省市文物局或文物公司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耳濡目染，积累了较强的实战经验，在圈内被称作“实战派”，其中也不乏成为国之大家者，如公私合营后进入故宫的陶瓷大师耿宝昌、孙瀛周等人;第二类人为“学院派”，他们大多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有大学以上学历，有的还与新中国第一代文物专家，如已故的陈万里、冯先铭先生等人有着师承关系。这部分专家大多分布在故宫、国博和各省市文博部门，有的在大学任教;第三类人被称作“考古派”，顾名思义，指的是从事考古工作的专业人员。近年来，市场太火，他们不得不频频被请出“冥界”，来到人间鉴宝凑热闹。

　　有趣的是，当记者分别采访3类专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时，他们竟然彼此做出这样的评价――

　　“实战派”说：“他们(学院派)只会搬书看物，不知道作假的人也是按照书本上写的内容去仿造!看来看去他们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谁比谁高明?那些考古队的人跟普通民工没什么区别，只会跟在盗墓贼的后面捡破烂，能认得出好东西来?”

　　“学院派”说：“什么实战派，都是一群没文化的店小二，连三皇五帝夏商周都搞不清楚，还能给人识朝断代?看什么什么真!那些考古队的人则看什么什么假，只会认坑!你不相信就把他们自己挖掘出来的东西换个地方放，他去看了同样说是假的!”

　　“考古派”来得更加干脆，他们说：“什么学院派、实战派，都是一帮赝品推销员!靠开鉴定证书骗钱!”

　　尽管各界都有“同行是冤家”这一说，但记者倒是觉得他们把该讲的话全都讲尽了。

　　怎么看待中国的文物鉴定专家?应当划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5年以前，当时中国的文物市场基本上还没有形成，仅有一些国家特批的国营文物公司，经营的文物基本上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各地“破四旧”、抄家流散到社会上，被文物部门收购或保管起来的一些无主物品。那个时候的基本情况是：“实战派”负责收购、保管社会零散文物;“学院派”则负责清理、著录各级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同时还负责一些文物期刊的编撰工作;那个时候“考古派”的主要工作是进行田野考古和对少数由于各种原因暴露的古墓进行发掘、整理发掘报告。简而言之，在那个阶段，中国文物专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保管、解读一些已知的文物，而且那种意义上的解读，多半仅限于制作展览卡片和说明书，所以很少会出错。

第二个阶段是1993年以后，中国的文物市场开了闸，拍卖公司、各种名号的跳蚤市场铺天盖地而来，赚钱效应很快催生了文物制假、盗墓盗捞等行当，大量的出土文物、文物仿品和赝品充斥各地文物市场。这样，社会上开始出现专职文物鉴定公司，前面所提及的一些文物专家理所当然地成为抢手货，充当那些社会化文物鉴定机构的骨干力量。刚开始，一些文化素质低下的农民所生产出来的低劣赝品，当然逃不出专家们的法眼。可是到后来，问题出现了：随着造假者的知识化和仿古手段的高科技化，我们的专家越来越气力不支、招架不住，渐渐败下阵来。原因很简单，他们缺少知识创新能力，同时加上受主观或客观条件所限，很难对原有的经验进行更新，审美水平仍然停留在对过去他们所见到过的那部分旧物的浅表认识上。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出土文物，许多都是他们前所未见未闻的东西，所以他们只能“形而上”地视之为“赝品”、“假古董”。而面对那些形自他们所编著的图录，按照他们撰写的“鉴定方法”去配方、做旧的高科技仿造品，他们反倒会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熟识如故，断为文物珍品。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文物鉴定专家的队伍迅速发生蜕变，一部分人退出市场，四门不出，以著书立说来维系权威与名声。另一部分人则仍旧混迹文物江湖，或成帮界大侠、或为混世魔王，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京城一家鉴定公司的特聘专家曾经这样对记者说：“真东西也好、假东西也罢，古玩古玩，不就是一个玩字吗?就算我把一件高仿品鉴定为真东西，谁有能耐挑出它哪个地方不符合真品的特点?”

　　那位朋友说的是真话。我国原有的文物鉴定体系，似乎已经走近穷途末路。至今为止，我们未能建立一门能够解读历史、诠释古代遗产的中国文物学，甚至连一部像样的文物鉴赏著作都见不到，更不谈能如同广大收藏者所期望的那样，制定各个门类的文物鉴定标准，倒是大量混淆视听的“鉴宝秘籍”遍地都是，每天都在误导着名利场上的芸芸众生。另一方面，现有能用于文物鉴定的科学测试项目，只是借用相近学科的某些仪器设备和手段，适用范围很狭隘，而且由于许多文物类别都没有建立相对完整的数据库，所以这样的“科技鉴定”基本上与“眼学”相差无几，对于送检文物，只能给出“基本符合”、“基本不符合”、“仅供参考”等等模棱两可的报告，加上检测者良莠不齐、居心不一，所得结论同样难以令人信服。

　　“眼学”和“科学”鉴定的同时失灵，不止是贻误市场秩序，还严重阻碍了我国考古学的进步。如今的考古挖掘，只要现场未能保持原状，就会引起各路专家们的口水战，陷入“不可知”的泥潭。而猖獗的盗墓贼们现在已经不太可能手下留情，给我们留下多少完整的古墓和遗址。最近河南安阳的“曹操墓”真假之争，就是鲜明一例。只要不是自己亲手挖掘出来的东西，哪怕是同门的师哥学妹所为，也都有“周老虎”假照之嫌!更何况有些实物还是从盗墓贼那里收缴过来的东西，谁敢拍起胸膛打保票呢?

　　中国文物单位在鉴定方面闹出的笑话层出不穷，甚至是扬名海外。2008年，在美国洛杉矶5家博物馆因非法收藏中国出土文物而受到联邦调查局搜查的事件发生后，当地一位郭姓华裔收藏爱好者公开向记者披露：“中国某些知名大博物馆，曾经在世界各地回购古文物，有的经由当地官员引荐卖家，高价将一堆赝品当‘国宝’买回内地，丢人现眼。最后为了顾忌国家和博物馆的面子，只得将赝品丢进仓库，吃哑巴亏认赔了事!”这位郭先生还说：“其实，买卖双方都是专家，是真的不知道交易品真伪，还是另有猫腻，只有他们自己与上帝知道。不管是那种情况，丢脸的都是我们中国人……”

　　也许，对于高科技制假者来说，没有不可复制的物质，只有不可复制的灵魂。而我们中国的文物鉴赏家们，很多人却恰恰只能停留在世俗的物质时空里，无人能靠近我们祖先博大精深的艺术灵魂。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那些储存着远古人类最高美学境界的抽象物和与天地通灵的千古至尊，而乐此不疲地去为那些毫无生气的近代皇宫奢侈物，以及它们惟妙惟肖的复制品妄估天价、奢封“国宝”。

　　可悲的是，迄今为止，我们的民族文化瑰宝还不得不在一种毫无科技含量和非标准化的鉴定机制下被妄断伯仲，我们的“文物国门”仍然不得不由于缺少真知灼见的守护者而频频上演“空城计”，我们的收藏大众还不得不困顿在庸俗不堪的审美误区里想入非非、浪费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