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任何一个政府都会经历“权力和资源过分集中”的问题，而改革就是对这一状况的调整。只有重新分配资源，大家才会有得玩。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是政治权力逐渐形成垄断的阶段，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这种垄断已经足以致命，所以邓小平引爆中国第一次重要改革，他用市场经济的力量重新分配资源。但此后市场经济也迅速形成垄断，当年那些借着南巡春风开始抢占资源的潘棵墙裉煲丫成为巨头，利用资本杠杆的力量将社会大部分财富占据，所谓有钱的越有钱，穷的越穷。第二次改革实际上是朱F基时代就发轫，但时机不到――邓小平借市场之力倒逼改革，朱F基借什么力量?无力可借，仅靠政策，无用。但朱F基开始锻造那把足以让政治权力垄断和经济垄断变色的武器“互联网”。这把武器在习李时代终于成熟，所以第二场改天换地的改革由习近平真正开启。

　　从经济上来看，艺术处在整个社会结构的下游(当然有许多文化人会认为艺术在社会结构最顶端，我不抬杠，我只是说“从经济角度”来看)。经济结构的变化对艺术的影响极大，这也是艺术史最基本的逻辑。2008年之前主要是老外买单，政治波普、艳俗艺术就卖得好;2008年以后中国本土藏家多了，中国风、传统风就卖得好。

　　上面两段话并非不相干，我是想说这样的大气候下，中国艺术市场制度改革的脚步逼近了，而且不是想不想改革的问题，不改革就得等死。

　　也许有人说，艺术市场不是很火吗?需要改革吗?必须需要，而且已经开始，就在当下。

　　中国艺术市场制度在整个市场经济体制中已经是极度滞后，最明显的是，市场交易的主流方式居然是拍卖。市场数据，居然也是只能查阅个拍卖记录。这在一个成熟的行业内，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拍卖是一种专门服务于上层人群的交易方式，对上不对下。在老百姓无暇顾及艺术需求的年代，艺术品是少数有钱人玩得起的游戏。在这种没有普遍需求的情况下，价高者得是很合适的方式。在艺术还没有走进市场的那些年，拍卖行业为中国艺术市场的开放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借着拍卖，人们才知道艺术品原来可以买卖，原来可以流通，原来可以很值钱。

　　然而今天，艺术拍卖已经处处带着最致命的问题，却还为这个行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数据。说白了，拍卖已经不应该成为艺术品的主流交易方式。

　　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信用问题。

　　如果说今天我们许多艺术品指数、艺术研究机构所使用的数据是拍卖数据的话，那这些指数的准确度本身就是问题，投资机构若真正按照这样的数据去决策，是很不靠谱的(当然，眼下也无其他数据可用，只好将就)。拍卖对这个行业的作用，已经不是卖东西，而是提供一种“合法”价格。这种价格的产生既没有市场监督也没有政府监督，假拍的成本非常低。今天许多艺术家送拍，根本不是为了成交，而是自己掏钱换一个“价格”。然而当造价已经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时，这价格本身的公信力已经荡然无存。拍卖真实的交易到底是多少，我不能准确说出来;但事实是，相信拍卖价格的人越来越少。更何况，即使真正成交，拍卖价格也不能代表真正的市场价格，其交易具有太大的偶然性。

　　拍卖行之所以能这样，主要是因为不开放。你只知道成交了，具体谁买的，几轮定价，在多大层面上公开都一概不知。之所以不开放，主要是垄断资源。藏家和艺术家简直就是命脉，绝对见不得光。而见不得光的东西，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调节。

　　其次的致命问题，来自于外部――互联网导致信息越来越公开。

　　习主席的办公桌都公开了，官员财产都要公开了，几个买画的藏家名单和价格弄得讳莫如深，你说能有好吗?这里就跟前文接上了，现行拍卖制度过不了这第二次改革的关口了。拍卖行之所以能造价，重要原因也是信息不公开，心态就是“藏家在手，天下我有”。可惜了可惜，互联网这东西就是针对信息垄断、封闭开刀的，不单是一个艺术圈，动车、李衙内、空气污染、雷政富这些都被抖到太阳底下了，你能把那几个藏家捂在手里多久?

　　所以，最近流行“私洽”，意思就是藏家和艺术家私下商量。不要小看这个动作，这就是依靠信息通畅绕开了画廊、拍卖强行的代理关系，画家卖画可以不用给拍卖行和画廊“过路过桥费”了。买家可以非常容易和卖家建立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中介的致命问题。马云[微博]就是这么干掉实体店的。

　　今年，艺术品电商风起云涌，进入大航海时代。这是一次重新分配资源的大时代，所有的资源都将在大数据的威力下重新搬上台面，公开分配，谁服务好信用好本事大，谁就拿走。银行电信这些在上一轮完成资源垄断的老资历都不得不面对重新洗牌的威胁，更何况艺术界。

　　不改革，就等死。

　　艺术拍卖到了一个关口，没有真实的流拍，便没有价格的公信力，没有公信力，就只能和那几个老朋友玩了。马云在互联网上随便拍卖一件作品，出价超过900次，延时加价60多次，不知道拍卖行看了这个消息是否汗流浃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