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同时，北京的中国嘉德与北京保利两家拍卖公司相继在香港成立子公司，并举行了拍卖会，且成绩不俗。这在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也引起议论纷纷。

　　对此现象，人们戏称为虎去狼来。

　　中国嘉德与北京保利是两家目前位居内地文物与艺术品拍卖界榜首的公司，其赴港开拍卖会，说来是为了获得国际市场经验，其实却是大家都在说的“严格关税”所致。在全世界依旧看好中国大陆、“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情势下，去香港比拼，肯定是不得已而为之，由此而推助国家尽快出台有利于文物与艺术品经营与收藏的关税政策，虽然有些“逼宫”的味道，却也无可厚非。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对文物与艺术品出入境给予特殊政策，满脸堆笑地让进，左右为难地给出，这极度悬殊的海关政策就是要让自己的历史得到充分的呵护，不让败家子与外来贼有任何得逞的可能。可是，我们的海关在文物****十分猖獗的此时，以极高的税收来要求文物与艺术品的入关贸易，让相关的文化企业与事业举棋难定，举步维艰。所以，中国嘉德与北京保利赴港开业能不能获得国际经验还是后话，如何修改我们的文物与艺术品进口关税政策倒是当务之急。中国嘉德与北京保利之赴港很难说是猛虎下山，拿香港有关人士的话来说，只是有惊无险。但是，苏富比与佳士得在京沪两地的公司开业却是真正的狼来了!

　　根据中国相关法律与政策，苏富比北京公司与佳士得上海公司不得在中国大陆从事中国文物的拍卖，但是，其他如外国艺术品、珠宝、手表、红酒等却是其在香港、欧美的业务主体，十分强势。如是，相关业务刚刚起步的本土拍卖公司自然会有迎头棒喝的可能。最为重要的是，苏富比、佳士得两大拍卖公司不仅业务遍布全球，资源也遍布全球，中国大陆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是他们亟欲开垦的最后一块肥沃的****地。

　　有趣的是，起步已20年的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公司最初都是从复制佳士得与苏富比开始的，从内容到形式，从机制到结构。但是，形式容易模仿，结构容易拷贝，内容却需长时间地孕育，机制却需慢慢地建设。异域的种子在本土化过程中领受的，已然不是从前的阳光与雨露，已然不是从前的土壤与肥料，已然不是从前的前景与背景，已然不是从前的病菌与害虫，也已然不是从前的花匠与园丁。中国经济大潮的推拥、中国企业投资大潮的推动、中国百姓收藏大潮的推促，使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市场虽几经波折尤滚滚向前，似乎是势不可挡……这高高耸起的大潮、这扑面而来的大潮似乎是可以摧枯拉朽，却是掩盖了我们的许多不足。

　　到了去年，10多年前的金融危机、前几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这两年的欧洲债务危机……大环境的不利终于大大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自然也影响到了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去年成交额的过半陡降，似乎是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这条小河走到一处断崖边，然后急剧下降、坠落，由此而溅起的水花在刺眼的阳光下，幻化成一个大大的“缺”字。

　　缺什么?法律有待完备，政策有待完善，制度有待完整，管理有待严格，监督有待主动，服务有待周到，学习有待认真，研究有待深入……可谓门类齐全，却是门门缺斤、事事短两，往深里想，最缺的是理性。管理层如果更理性些，法律就不会有明显的漏洞，且迟迟不补;制度就不会有明显的缺陷，且填不胜填;制定政策时就不会不选上策选下策;从事管理时就不会顾此失彼;进行监督时就不会时紧时松。拍卖行如果更理性些，其业务自然要充实些，服务自然要周到些，研究自然要扎实些。竞投者如果更理性些，就可能少听一些神话传说，少做一些痴心妄想，少犯一些低级错误，少一些头脑发热血气冲顶，也就免得事后找借口不付款、耍泼赖账……这么多年来，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业每逢行情大涨或大跌时，都有过相关的讨论。讨论中有真知灼见，有肺腑之言，但是，这些讨论并没有多少转换为有关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法律、政策与制度的修订，并没有多少转换为有关拍卖公司及其人员觉悟与服务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多少转换为有关投资、收藏机构与人士认识的改善，并没有改变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的基本态势：火红下的苍白，热闹后的凄婉。这苍白与凄婉集中为去岁今春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的沉疴难起。

　　所以，无论是从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的发展考虑，从中国艺术事业的发展考虑，从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考虑，还是从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文物与艺术品贸易的发展考虑，我们都应当欢迎苏富比与佳士得深入内地。

　　但愿他们能再次成为中国相关企业的样板，以其数百年积淀来稳定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的起伏局面。当然，也祝愿他们顺利地中国化，脚步稳健而又轻快。